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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笔记:第一讲 青铜文化与礼乐文明:多元的古代社会

第一讲 青铜文化与礼乐文明:多元的古代社会

一、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新认识

从疑古到释古,将历史和考古结合起来。

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所有现代人都可以追溯至 20 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夏娃说)

距今大约一万两三千年前,中国的史前文化进入了早期新石器时代。(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他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为六个区系)

燕辽文化区: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

山东文化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

中原文化去:磁山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

江浙文化区: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菘泽文化——良渚文化

此外还有:长江中游文化区、甘青文化区

这种观点挑战了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

从外来说到本土说

安特生 1914 年来到中国考古调查。1921 年发现中国第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址——仰韶文化。安特生提出是两河流域文化间接影响了仰韶文化。

从一元论到多元论

顾颉刚——王国维——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

仰韶和安阳之间的文化缺环

文明因素

  • 金属的使用
  • 文字的产生
  • 城市的出现
  • 礼仪中心的出现
  • 贫富的分化
  • 人牲人殉的发端

1931 梁思永: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

1959 邹衡:仰韶期——龙山期——二里头期——早商期

二、商代青铜文化

商朝(前16-前11世纪)共传 十七世、三十王,历时六百年左右。

从成汤灭夏到盘庚迁殷以前称为商朝的前期。约二百余年。盘庚迁殷后,商朝各方面获得大发展,武丁在位的五十多年,是商朝最强盛的时期。

仰韶文化的后期,即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了铜,并且已会制造简单的小件铜器。

现已知道的最早的青铜器物,是1975年在甘肃东乡县林家的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公元前3000年左右青铜刀。

到了商代,青铜器冶铸工艺高度发展,商代晚期即殷墟时期,已经出现特别巨大或精细的器物,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都很高。西周晚期,事实上是青铜器走向衰落的时期。

青铜器多动物纹样,古代以动物纹样为主的艺术实在是通天阶级的一个必要的政治手段,它在政治权力之获得与巩固上所起的作用,是可以与战车、戈戟、刑法等等统治工具相比的。古代王朝之占有九鼎便是通天手段独占的象征。青铜器不是宫廷中的奢侈品、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利斗争上的必要手段铸鼎象物是通天工具的制作,那么对铸鼎原料即铜锡矿的掌握,也便是从基本上对通天工具的掌握。三代王都屡迁的目的是对铜矿和锡矿的追求。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甲骨文已经是成系统的成熟文字,字形结构复杂、语法完备,目前所见甲骨文有5000字左右,已经确认的不到三分之一。

商代的国家结构:内外服制

“内服”是商朝国家的中心地区,即“王畿”,由商王直接治理。

在商朝的中后期,这个地区大致位于安阳至淇县一线,西南至沁阳。其最大范围可能包括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一些地区

“外服”是商朝国家的外围地区,即“四土”,属于各类地方势力管辖。

三、西周礼乐文明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占了周朝历史的三分之一。这一时期全国大小诸侯都向王朝负担一定义务,周朝维持着统一的局面。由于周王居于西方的都城宗周,故称西周。

重要事件

周人兴起——武王伐纣——周公东征——成康之治———昭王南征与穆王游行——国人起义与共和行政——宣王中兴——西周覆灭

西周的建立

利簋——确定了 BC1046 作为武王克商之年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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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控制国家的方法:

迁移法:周人有效控制被征服人口的方法之一,把商人迁移到周人直接控制的地区。

封建制法:受民受疆。

周王和地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政治上,诸侯被认为是国王的臣属,有些诸侯国的国君在中央机构任职。
经济上,诸侯要向周王贡纳各种方物,包括粮食、土特产品。
军事上,诸侯有义务率领本地的军队,参与周王的征伐战争。

宗法制

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利用血缘关系对族人进行管理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商代已有嫡长继承的雏形。西周时期,宗法发展成为系统制度。

它的好处是可以减少王位继承的争夺。

礼制

八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射礼,乡礼,朝礼,聘礼

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

作用:礼规定了每个人的等级和行为规范,从而维持社会稳定

礼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封建诸侯之册命礼

诸侯对周王的臣属关系一般要通过特定的册命仪式予以肯定。不仅诸侯国在最初分封时要经过王的册命,每一任新即位的诸侯也要由周王重新册命,以示承认。这是权力来源于周王的象征。

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统治阶层的权力已由使用武力作强制性的统治,逐步演变到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征。

另一方面,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遵循,减少了内部竞争与冲突,增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

印度的贫富分化更严重,但矛盾不如中国严重,这是因为严苛等级制度对维持稳定的作用。但是也压抑了社会的活力。

对夏、商、周关系的新认识

《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

顾颉刚:“商周两族自己不以为同出于一系,则是一个极为清楚的事实。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他们都认为商周之间是两个文化的差异,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势力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传统认识的简单继承关系。

从社会组织的特性和发达程度来看,夏商周似乎都具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特点,即城邑式的宗族统治机构。夏代是姒姓的王朝,商代子姓,周代姬姓,姓各不同,而以姓族治天下则是一样的。

从国家结构看,“内外服”制、即存在着一个对地方势力有控制力的中央王朝,同时中央之下存在着众多地方实行直接治理的诸侯国的国家结构,滥觞于夏朝,形成于商朝,完善于周朝。

西周考古的新发现:周公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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