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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五篇文章小记

此为近代史作业。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地主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他认为革命的必要条件是团结朋友,以攻击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团结的前提就是利益的一致性。

……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两段,他分析的要点在于这些阶级与革命的利益关系。经济地位越低微的阶级,越希望“翻身”,所以革命热情越高。而经济条件好,经济和权力地位的维持依赖于反革命力量——例如国际资产阶级的,自然会反对和镇压社会主义的革命。

陈独秀和张国焘的问题,都在于没有看清楚谁能团结,谁不能团结,被毛泽东称为机会主义。

我们可以从此文中看出毛泽东的分析思路:革命需要组织人力,而能组织的人力,是和自己利益一致的群体。为了分析这样的群体,毛泽东选择了阶级分析法,并且逐个分析,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无产、半无产阶级都可以团结;小资产阶级可以在革命的后期争取;中产阶级绝对要当做敌人。

另外,现代有人指出阶级分析法已经过时、对“阶级”一词讳莫如深。我个人认为,阶级分析法是通过利益关系分析利益群体的方法,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阶级会兴起,一些阶级会衰退。例如奴隶阶级在资本主义衰退了,宗教阶级在现代社会衰退了。我们可以根据事实进行调整,但这个方法还是有他的作用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实际考察了湖南农民的“农会”运动,写了这份报告。毛泽东的关注点在于:有人说“好”,有人说“坏”。而且说法听上去都有道理。那么应该怎么分析?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论。

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

毛泽东写道: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论。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这件事情就是一项非常进步的革命运动。

而“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他们维护的是自己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说这是“痞子运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虽然有他的道理,但是其实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想要继续从压迫中获利。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对于那些“过分”的行为,毛泽东怎么看:

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

他认为,在推翻阶级敌人的过程中,暂时地出现“过分”举动是必要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不然革命不能成色。

从后来新中国的简历来看,这句话得到应验了。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摆脱了被国际资本拴着脖子的命运。但是在“文革”期间,“矫枉过正”又太过于猛烈了,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这说明对于”创业“来说,毛泽东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现实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决不能奉为教条。

最后,我们还是走出来了,选择了现在一条道路,从人民生活的改善来看,这条路目前没有走错。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毛泽东认为,红色政权能够存在,有五点原因:

第一,是白色政权内部的不团结。

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继续不断。

第二,是工农有过斗争经验。

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

第三,是革命形势正在向前发展。

第四,是红军的军事力量。

第五,是共产党组织的先进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篇是反驳了“厚积薄发,全国起义”的革命观点,认为太过悲观了。

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

毛泽东的分析之所以能够“神预言”,在于他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避免把自己遇到看到的东西特殊化、扩大化。

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毛泽东分析了他的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促进因素是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及其增长趋势。阻碍因素是中国反革命力量和衰退趋势。这就类似于物理上的追及相遇问题,初速度小但是加速度大,很快就能赶上初速度大但是加速度小甚至是负数的。

《反对本本主义》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此文毛泽东批评了有些人不做调查就凭空制定方法的做法。这就类似写程序 Debug。除了错误,你不打断点,不看日志,就凭空猜哪里出问题,或许能碰巧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样的效率非常低,还会造成更多的错误。

也有人说了,数学推理就不需要调查,所以毛泽东是错的。对于这样的人,不妨看看毛泽东此文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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